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华诞献上的一份深情礼赞，两馆将共同促成大盂鼎、大克鼎先后在上博、国博联袂特展，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开展宣传教育和文创开发等领域的深入合作。

新闻发布会现场（摄影：余冠辰）

6月10日下午，两馆在京共同举办建党百年馆际合作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成军、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胡嘉麟和国博（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晓云等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关心的问题。

国之重器，鼎立世界

华夏中国，鼎立世界文明数千年，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化艺术。古代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大鼎历来为国之重器，社稷象征；有铭文者，更用以称扬先祖之美，明示后世之用。大盂鼎、大克鼎于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先生将珍藏的两鼎无偿捐献国家。1959年，大盂鼎应征北上，入藏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无论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还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和“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长期以来，大盂鼎始终在重要展线上“公诸人民”。这既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以实际行动履行国家大馆职责使命，也是达成潘达于先生在把大鼎捐献国家时所表达的“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之心愿。

开放合作，让文物活起来

陈成军常务副馆长表示，此次国博上博互借大盂鼎、大克鼎，并以两件国之重器为核心，在建党百年各自策划主题展览，不仅是为了表达我们博物馆人对当年的捐赠者潘达于先生捐赠义举在新时代的崇高敬意，也是我们博物馆人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的一份深情礼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本次互展正是中国博物馆人通过展示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辉煌文明成就和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的一次极具意义的尝试。中国国家博物馆始终与包括上海博物馆在内的兄弟博物馆，保持着密切的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这次展览就是国家博物馆“不求所藏、但求所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的重要实践。我们相信这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必将进一步使文物活起来，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博事业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

大克鼎

杨志刚馆长介绍说，“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于6月18日开幕，预计展期1个月。将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展览中的青铜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源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其中，潘氏家族捐赠的大盂鼎、大克鼎将重聚上博。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天地最壮美、最瑰丽的诗篇之一，从文物的前世今生来看，它们的前世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那种灿烂辉煌，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青铜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从晚清以来，收藏家的藏宝和护宝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最深挚的爱国情怀，还有对文化传承的那种热忱，那种力量。为配合双鼎互展，上海博物馆将于2021年7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数十位国内学者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开研讨。

会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著名古文字与青铜器研究专家朱凤瀚接受采访，以视频形式在会上向媒体介绍大盂鼎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按照“不求所藏、但求所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包括上海博物馆在内的全国各地文博机构和高校院所合作，从多角度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共同为党的百年大庆记载伟业、展示辉煌。国博上博还将联合推出一系列合作推广活动，包括深度报道、展览直播、文物讲解短视频等，并合作研发相关文创产品，从多角度阐释中国古代艺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朱晓云介绍，大盂鼎、大克鼎作为两馆的馆藏重器，以及其所代表的青铜文化，历来都是文创开发的重点。两馆业已开发的与青铜文化相关的文创产品加在一起超过160 款。双鼎合璧意义重大，给文创开发团队以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思考。我们希望通过文创的手段，将这样一个历史长河中的短暂瞬间变为永恒。此次互展不仅是两馆研究、保管、策展团队的合作，也是文创团队的一次重要交流与合作。我们两馆进行相互授权，就双鼎合璧主题联合开发。相信其成果值得所有观众期待。胡嘉麟在会上介绍了大克鼎相关情况。

大盂鼎拓展阅读：

大盂鼎西周早期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器厚立耳，折沿方唇，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整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凹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及庶人等。铭文辞“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体现了周人天命观；而另一语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则是周康王告诫盂，商内、外臣僚沉湎于酒，以至于亡国，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铭文中“有”、“厥”及“又”等字，波磔分明，得于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盂鼎及其铭文对西周史和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铜器“标准器”，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品。第二，铭文记录了周康王时期的一次“册命”。册命礼是维持周代“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当时最主要的礼仪之一，多见于西周金文。盂鼎铭文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礼最早的文献，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第三，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印证了《尚书•酒诰》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直观再现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话语。第四，铭文记载周王赏赐盂大量臣仆（“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人鬲”（多被认为是奴隶）合计多达1709人，为此类赏赐已知数量最大者。这一记载无疑是研究周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

大克鼎拓展阅读：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整器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质朴简洁，有别于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的是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了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